科技实现“大同”，平安以“新”谋城市发展之“变”

文 |陈选滨

来源|智能相对论（aixdlun）

城市发展到达一定的阶段，特别是对于一些特大城市，譬如我国的北上广深，必然会面临着诸多城市治理和管理上的“疑难杂症”，如此依托信息化技术的力量，以智慧城市的路径来进行深度变革，正在成为上层与市场共同探讨的方向。

在深圳特区40年庆典上，领导就如此强调道，“......要注重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功夫，发挥深圳信息产业发展优势，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让城市运转更聪明、更智慧。”

诚然，上层的关注与笃定进一步推动智慧城市成为当前与未来解决城市发展问题的主要解决方式。在“新基建”与“双循环”叠加的大背景下，十九届五中全会召开，在十四五规划的相关指导上，这一方式也继续得以强化。

智慧城市，在中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建设阶段。特别是对于深圳一类的超大城市和经济前沿地带来说，更是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刚需”目标。

11月11日，第二十二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简称“高交会”）在深圳拉开大幕，智慧城市便是焦点之一，平安、华为等服务商共同参展，与深圳过去几年共建智慧城市的成果也在此展示。

回想起领导所强调的“以新谋变”的发展理念，而智慧城市无疑是践行这一理念的最具代表性的表现。那么，对于智慧城市的建设，我们又该持以什么样的认知在这个大方向上走下去呢？

智慧城市：科技实现“大同社会”

在全球数字化的时代下，智慧城市的建设是一个共同议题。

在今年7月，IDC发布《全球智慧城市支出指南》最新预测显示，全球智慧城市相关支出规模的增速因受疫情影响而放缓，但预计中长期将恢复并保持15%以上的增长态势。至2020年，全球智慧城市市场相关投资总额将达到1144亿美元，较2019年同比增长11.1%。

可见，即便在疫情的负面减速影响下，外界对智慧城市市场依旧持以乐观的态度，并预测在2021年开始逐渐提高增长速度，在未来5年内实现14.6%的复合年增长率。

而很大程度上，这一份乐观态度或许正是源于世界各国政府的笃定态度和全力投入。

2009年，智慧城市的概念才刚刚走红，在欧洲，巴塞罗那便提出了建设“智慧城市”模式的概念，并进行诸多相关投资，于2012年完成一系列颇有成效的智慧城市项目，被评为欧洲智慧城市标杆。

2020年，新冠疫情为社会发展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如税收、劳动力的减少等等，智慧城市建设不仅没有受到“拖慢”，反而跃居到战略新高度，成为越来越多政府加大部署和投资的重要领域。

在亚洲，新加坡迎难而上，决定增加30%对信息技术的投资。中国则在新基建的计划指导下，也进一步增加智慧城市相关的技术投资。

诚然，在此之前，各国已经高度重视智慧城市的建设，并取得一定的成果。譬如，中国深圳，便颇有建树。在IDC公布的“2020年亚太区智慧城市大奖”（SCAPA）获奖名单中，深圳携手平安智慧城市推出的“轻微事故远程处理平台”便斩获大奖，再次为深圳的智慧交通建设立起一个新标杆。央视新闻报道更是推出专题报道，高度赞肯深圳的智慧交通，见主流声音对于智慧城市建设的认可和价值传递。

如今，在如此特殊的背景下，智慧城市的建设依旧在各国政府的重视下不断推进。可见，在未来数字化的信息社会，智慧城市俨然成为了各国笃定发展的共同方向。

而与这个方向，即智慧城市，在通常的认知中，更多是一个偏技术领域的概念。它是指通过信息化手段对城市资源进行整合优化，以做好城市管理和城市服务工作的一种路径。

其中，城市管理和城市服务工作则包含城市发展中方方面面的内容。譬如，从城市管理者的角度来看，深圳的智慧城市建设就需要做好公共服务、公共安全、城市治理和智慧产业四大层面的工作；而从服务商的角度出发，就更为具体，与市场行业的结合也更加紧密，平安智慧城市就着手于“医学住行安、养保法政财”十大城市焦点问题来提出解决方案。

事实上，不管基于城市管理者或是服务商的角度，不难总结，智慧城市建设所追求的是一个全面、和谐、可持续的理想化社会形态。

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形态与儒家所提倡的“大同社会”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见于《礼记》摘要理解，“大同社会”倡导的也是一个融合共赢、物尽其用、各得其所的理想社会。

而我国在长期以往的价值追求中，也始终没有脱离这个主旋律，如“求同存异”、“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多与“大同社会”的目标大抵一致。

只是时代不同，所思考、认知的角度也不一样罢了。而智慧城市提供的，恰恰是一个从技术角度通向“大同社会”的路径。

《礼记》中言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在现代的理解中，天下为公的思想并不是简单的理解为天下都是共有的，而是社会秩序的公正化。但是，若要建立一个公正、理想的“大同社会”，如果只是从道德层面要求人们内省，显然有些脱离了现实，所以，智能、高效、稳定的监管是必要的。

今天，在数字化时代，智慧城市的建设无疑是为这个目标提供了一个可落实的路径。譬如，平安智慧城市的智慧监管，应用于市场方面，利用AI与区块链技术打造的智慧监管平台，可以解决诸多监管不及时、监管不合理、监管不可控等问题，以保证监管能力。可以想象，从市场拓展到其他领域，若能发掘智慧监管的应用价值，“天下为公”的大同也是可以实现的。

因此，智慧城市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方向，也不难理解，大同思想描述下的理想化社会若能以信息化的技术来实现，又何尝不令人激动呢？

大同社会：城市发展需要多维智慧

领导强调说以新谋变，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下，“变”的意味深远，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也是社会建设在技术支持下向古人至高理想，即大同社会所接近的发展变动。

谋变在后，“新”是否也只是智慧城市建设中常常提及的新技术而已？显然，不止于此。智慧城市建设与一个区域的民生、产业、经济、环境等模块息息相关，不能只是技术的“生搬硬套”。

巴塞罗那在“欧洲2020战略”之后，又制定了MESSI战略，旨在将智慧城市建设与经济、环境和社会进行协调，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而对于我国而言，智慧城市的建设也应如此，在对“新”的全面认知中寻求“谋变”的可能性和可持续性。

对此，十三五规划尤为值得一提，其中如是强调道，“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趋利避害，奋勇前进。”

此处最见格局——在统筹中深刻认知发展的要求与矛盾，应对挑战，奋勇前进。目前，在以深圳为代表的智慧城市建设项目中，实践的路径也大抵如此。

其一，政府统筹牵头，多方深度参与。在智慧城市建设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界定，双方既要携手，也要分工，譬如政府提供应用场景，市场即服务商提供解决方案和技术支持，有界限感的协同才能推动智慧城市建设的落实。

深圳市政府携手平安智慧城市共同打造全市统一政务服务APP——“i深圳”，便是这种理念指导下的一个智慧城市标杆。

一方面，在政府的统筹下，i深圳基于政府多部门的配合，加入了社保服务、公积金服务、公安局服务、交警业务、海关移动服务等等民生内容；另一方面，基于平安智慧城市的技术能力，i深圳进而推出了区块链电子证照、AI智能客服、无感申办、千人千面、秒批服务等创新功能。可以说，两者的分工协同很好的奠定了深圳建设智慧城市的基础。

其二，发展的要求与矛盾来自于社会与民众。在智慧城市建设上，特别需要认清楚发展的关键点，也是矛盾点，在于城市智慧化的内核是人的信息智慧化。简单来说，智慧城市的建设需要以人为本，智慧成果服务于民众和社会。

当然，智慧城市作为建立在数据之上的信息化成果，其根本也离不开民众的数据支持。在巴塞罗那，大约4万名城市居民正在为智慧城市计划提供数据，以保证建设的实行。

而矛盾点也正是来自于这种民众的数据支持与民众的基础服务。数据取之于民，服务用之于民，围绕着民众展开智慧城市，更加需要处理好民众的需求与矛盾。

深圳携手平安智慧城市打造的“深圳预约通行”项目，便关注到了这一点。民众在多个App链接以预约的方式向平台提供出行信息，在经过平台方统计、处理、分析之后，结合其他相关数据，反馈给交警部门，帮助他们做好景区交通管理的决策。

在此，不难发现，该项目之所以斩获大奖，一部分的原因也在于其以柔和的方式很好的将民众、政府、服务商纳入了智慧城市建设项目，构建了三方交互的信息循环，并有效的解决了景区交通拥堵的问题。

而达到这样的目标，需要的不仅仅是技术赋能的“智慧”，更是政府在统筹、服务商在设计、民众在参与等多方协调的“智慧”。多维“智慧”融合，才能构建真正的智慧城市。

结语

总的来说，若是将领导“以新谋变”的理念停留在智慧城市建设上的新技术，显然有些狭隘。十三五规划多次强调当前的“新”，如时代变局之新、矛盾变化之新、国际环境之新等等，认识清楚之后才能抓住机遇，破局而行。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亦是如此，仅是新技术，显然不足以，新理念、新思想、新方案等等皆是要求。

那么，聚焦这一届高交会，智慧城市展示的也不仅仅是平安、华为等服务商的新技术，或是深圳、广州等城市的新成果，更重要的两者协同之下的新合作和新理念。而未来，无论是对于政府，或是服务商而言，建设智慧城市都需要在这样的合作模式和理念指导下创新发展。

也只有如此，以新谋变，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