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围绕“内循环”为主的国家战略，推动产业母基金发展

2020年9月10日上午，《母基金周刊》、厦门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主办，建发集团、金圆集团、厦门国际银行，兴业证券联合主办，投资家网作为特邀合作媒体支持的「2020中国母基金峰会暨第二届鹭江创投论坛」在厦门国际会议中心正式开幕。

近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大战略。黄奇帆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循环”战略，从内循环下产业母基金的发展分享了自己的观点与心得。

黄奇帆认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既是顺势而为的战略举措，更是强国之路的必然选择。

产业母基金是资本与实体产业的连接器，是市场资源和产业资本的有效配置手段。政府引导产业母基金对促进我国产业升级、补足产业链短板、加速产业链聚集融合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产业母基金也是企业整合产业链，增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以下为黄奇帆在2020中国母基金峰会暨第二届鹭江论坛的讲话：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

很高兴今天通过视频参加2020中国母基金峰会暨第二届鹭江论坛。近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大战略。结合这个大战略，我就内循环下产业母基金的发展谈一点学习心得，供大家参考。

一、为什么中国要调整以外循环为主的经济模式？

自1980年代到本世纪初，在沿海“三来一补”加工贸易和外资持续涌入的带动下，中国经济实现了多年的高速增长，形成了以大进大出为特征、以外循环为主要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之所以形成了这样一个特定的增长模式，主要是因为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外资的引入以及欧美等国家的需求拉动。这一模式在中国加入WTO后被进一步加强，到2006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达64%，客观上推动着中国工业经济高歌猛进：中国于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于2011年工业总产值超过美国（是美国的126%），成为全球第一；于2013年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

这种外循环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遇到了一系列问题：一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际市场增长放慢甚至萎缩渐成趋势。外需断崖式下跌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二是与一些国家的贸易摩擦逐步加剧。三是劳动力增长出现拐点。四是煤电油气运等要素成本也随着大进大出而逐步抬高。五是十八大以来新发展理念逐步深入人心，人们比以前更加重视环境保护，更加重视防污治污，原来发展经济先污染再治理的模式难以为继了。总之，这些因素加起来对外循环拉动的经济模式带来了挑战。

面对这些问题和挑战，党中央、国务院及时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方略。从供给侧下手，通过“三去一降一补”，力图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问题。在一系列结构性改革措施的作用下，从市场主体的培育到要素的优化配置，从营商环境的改善到创新动能的激发，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持续释放，以供给结构动态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特征的内循环体系逐步成型。2019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由2006年的64%下降为32%，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接近60%。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内循环为主的思路不是突然提出来的，而是党中央早在2015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候就已经在酝酿了。

如今，在新冠疫情深刻冲击世界经济的大背景下，特别是在一些国家不负责任的“甩锅”“脱钩”的背景下，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既是顺势而为的战略举措，更是强国之路的必然选择。

二、新形势下以内循环为主有什么重大意义？

我理解，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重大意义：

一是有利于提高我国产业链的含金量，促进高质量发展。过去我们是两头在外，零部件、原材料和市场都在外，我们赚一点加工费、辛苦费。这种加工贸易对就业的拉动也是有限的。现在，在内循环下，我们将通过补链、扩链形成水平分工与垂直整合相结合、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产业链集群。这样的产业链集群不仅将吸纳大量就业，还将带来更高含金量的经济绩效。

二是有利于提升供应链的安全性，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疫情之下，各国各地区的隔离阻断、停工停产导致链上企业原有的产品订单没有了，即使未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其原有的零部件供货也因为物流中断等原因消失了。但是我们也在苏州、重庆等地看到，由于这些地方产业链相对完整、产业集群自成体系，供应链的安全性得到了充分保障，疫情之下很多跨国公司反而把大量的订单转移到了这些地方，订单出现了逆势增长。这也说明，内循环下的产业链集群要比两头在外、高度依赖国际供应链的地方要更加安全更加高效。

三是有利于增强价值链的韧性，提升产业综合竞争力。过去，在外循环拉动为主的模式下，习惯的思维就是买买买、以市场换技术。然而，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而且，长期习惯于这种分工格局，容易被锁定在“微笑曲线”的低附加值的底层中间区域。推动以内循环为主的增长，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关键环节的研发，更加重视创新，更加重视品牌。事实上，我们也已经具备了沿价值链向上攀升的条件。

四是有利于促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外循环拉动下，经济增长较为粗放，靠的是劳动力和资本的大量投入，经济长期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转向内循环为主，不仅意味着要进一步打通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环节的梗阻，形成更加畅通的经济循环，还要通过推进劳动力、资金、土地、技术和数据等要素市场化配置着力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五是有利于增加进口，提高我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以内循环为主意味着我国将持续增加进口，实现进出口平衡。这不仅有利于我国在新一轮经贸谈判中占据主动，还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推动在一些重要资源上形成人民币支付的定价权，进而提升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三、双循环背景下，产业母基金应当扮演什么角色？

一是产业母基金是资本与实体产业的连接器，是市场资源和产业资本的有效配置手段。金融是实体的血脉，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过去，我国是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金融体系，银行对于产业发展通常只会“锦上添花”而不能“雪中送炭”。当前我国正处于增加国产替代、增强价值链韧性、提升要素生产力的产业升级关键阶段，对于部分高风险的科技企业，特别是处于创业期的初创企业，长期稳定的资本注入更加重要，这就需要产业母基金来提供“活水”，扮演资本与产业的连接角色，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

二是政府引导产业母基金对促进我国产业升级、补足产业链短板、加速产业链聚集融合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我国母基金管理总规模2.45万亿元，其中政府引导基金1.91万亿元。这些母基金大多由国家部委、各地政府发起设立，动辄上百亿，这样体量的产业基金能在深度和广度上对产业升级、区域经济发展起到导向性作用。目前最典型的案例就是2014年成立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也只有大基金这样的长期、稳定、低成本的资本扶持，才能支持我国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实现半导体产业的弯道超车。

三是产业母基金也是企业整合产业链，增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公司在正常经营提升内生动力的同时，通过外延拓展并购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实现多元增长是大部分企业的战略选择。过去，部分上市企业设立产业基金，围绕核心业务构筑自身生态体系，实现战略协同，但也暴露出项目难找、退出不及预期、募资难等问题。从未来来看，龙头企业采用市场化母基金的运作方式，在加快产业链整合的同时，有助于分散风险。

四、双循环背景下，对产业母基金的几点看法

一是鼓励产业母基金参与主体多元化，增强市场活力。过去产业基金的资金来源主要为“产、政、金”三个主体，即为产业资本，主要来自于央企及各行业上市公司等龙头企业；政府国有资本，来自于国家部委、省市县级政府出资；金融资本，主要来自各类金融机构及高净值居民。在当前金融严监管的大环境下，银行及保险的金融资本很难流向母基金行业，政府国有产业母基金占据了市场的主导地位，这个趋势现在还在加强。

国有资本参与设立的母基金与民营资本运作的市场化母基金各带有不同的使命目标。国有资本参与设立的母基金通常不以盈利为目的，主要为提升国有资本运营能力、加快推进区域产业创新发展转型升级的战略目标；而民营资本运作的市场化母基金则以获取可观财务回报为主要目标，并同时肩负产业整合升级的使命。我国产业发展、产业升级需要多方力量协同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讲，要进一步鼓励产业母基金参与主体多元化，鼓励上市公司、产业集团、第三方财富管理公司、私募券商等机构涉足市场化母基金相关业务，丰富母基金管理机构的构成主体。

二是加强国有资本运营，提高国有资本投资效益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的管理，增强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国有经济的管理，要从资产管理转化为资本运营。资本运营公司只投资，不管人财物，类似私募基金。以淡马锡为例，淡马锡有5000亿新元，等于4000亿美元左右的资本，淡马锡把4000亿美元中的1/3投在美国，1/3投在欧洲，1/3投在中国和亚洲地区。淡马锡管理了相当于几万亿元的投资，但是包括在全世界办事处的人，公司总的职工人数只有800人。

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净资产大概50几万亿，如果将30%的资本金拿出来以资本的形式来运营，就能形成约16-17万亿左右的资金。近年来，国家大力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国有资本的运营模式可以进一步灵活化，既可以投资到国有企业，也可以投资到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还可以投资到各类私募基金、产业基金中，作为这些企业的LP，这些私募基金、产业企业聚焦创新类企业，能够推动他们早日成功上市成为独角兽。总之，国有资本的运营不仅盘活了固定资产，还能够成为新形势下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助推器，还能够获得可观的回报，起到了双赢甚至多赢的作用。

三是产业母基金要围绕“内循环”为主的国家战略，加大科技、高端制造、新基建投资。中美贸易摩擦以来，随着美国不断加大技术封锁、我们半导体、计算机、高端制造等领域被美国卡脖子，暴露出巨大的风险。产业母基金要围绕国家战略，加大对科技短板、制造短板、新基建短板的支持。比如在科技领域，围绕半导体、生物医药、云计算等领域加大投资力度，提高技术自主安全可控水平。在制造领域，聚焦产业升级和高端制造，如新能源、机器人等领域，以投资促进制造业产业价值提升，带动ROE的抬升。在新基建方面，大力投资5G、工业互联网，通过升级关键基础设施，推动数字化手段赋能实体产业发展，更好地扶持广大中小企业。

四是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改善产业基金退出难的困境。退出难一直以来都是我国产业基金行业最大的问题，今年2月，财政部发布《关于加强政府投资基金管理提高财政出资效益的通知》也强调，要健全基金的政府退出机制，强化财政部门对基金设立和退出管理能力。

当前我国极为重视资本市场建设，科创板、创业板都已实现了注册制，IPO堰塞湖的现象大大缓解，基金退出环境比历史任何时候都要好，产业母基金蓬勃发展未来可期。

总体而言，我认为今年的疫情及中美贸易摩擦给国内外产业链带来了严重冲击。但总书记提出的双循环战略并不是一个权宜之计，而是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关键阶段的强国方略，不是因个别国家企图与我脱钩、对我围堵而迫不得已的内敛收缩，而是筹划以更深层次的改革、更高水平的开放加快形成内外良性循环的战略抉择。

女士们，先生们！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口，展望“十四五”，我国发展继续行稳致远的步伐不会改变，我国产业升级的道路不会中断，我非常期待中国的产业母基金行业能更好地发挥自身的作用，助力中国经济腾飞向前！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