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导演徐展雄人民日报撰文：真正“奇”的是书写着历史的每一个人

真正“奇”的是书写着历史的每一个人

——电影《四渡》创作谈

作者：《四渡》导演 徐展雄

2024年10月，电影《四渡》的主创来到贵州。从遵义到土城，从娄山关到茅台镇，我们辗转于赤水河两岸。只有亲临现场，真真切切地体悟和感受，才能切身理解四渡赤水这段“化不可能为可能、化被动为主动”的军事传奇里，到底蕴藏着怎样的精神力量。

在四渡赤水纪念馆，我和影片监制刘伟强导演一起聆听解说员的讲解。刘伟强听得非常认真，一再询问细节。复盘学习收获时，大家最深的感触是：长征时，红军战士的平均年龄不足20岁！刘伟强对我说：“你是年轻导演，拍的是一群年轻人创造的奇迹，这部电影也一定是拍给年轻人看的。”那一刻，我们的叙事有了全新的意义和方向。

在苟坝会议会址，我们慕名踏上一条田间小道。这条小道是我此行感触最深的地方之一。

据历史记载，红军二渡赤水再占遵义之后，行军来到苟坝这个小山村。1935年3月10日，红一军团发来电报，建议进攻打鼓新场。在是否进攻打鼓新场的会议上，争论相当激烈。毛泽东分析认为，一旦不能迅速攻克，势必陷入重围，应该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虽然分析得详细透彻，但他的意见还是没有得到与会人员的认同。即便是一直支持他的周恩来，这次也投了弃权票。当天深夜，毛泽东手提马灯，走了约2公里山路，去周恩来的住处，说服了周恩来，又去朱德住处做朱德的工作……

《四渡》是一部军事史诗片，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平生得意之笔”，我们花了大量笔墨去展现他在指挥室中的战略部署，以及与蒋介石的战术博弈。但在我心中，遭到反对的那一夜，他决定再次争取而踏上的这条田间小道，以及在漆黑的夜色中提着一盏马灯的孤独背影，是电影《四渡》的核心意象。

我们还从苟坝会议会址出发，一路走到了周恩来住处旧址。90多年过去了，路的两边已经开垦成了农田。路上遇到的几个当地居民，每一个人都对这条小道非常熟悉，热情地指给我们看。我们一路走一路聊。历史，似乎就这样跟我们的脚步重合了。

土城、青杠坡、娄山关、太平渡、二郎滩、茅台、遵义、贵阳……电影中的每一处关键节点，我们在调研学习中都走了个遍。可以说，我们的剧本是用脚在贵州的山山水水上面，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创作历史题材作品本就该如此。

影片还塑造了以赵德发、朱会永等为代表的一批普通红军战士。当时的他们或许不知道，但现在的我们可以证明，他们所踏上的长征路，在人类的历史上堪称奇迹。

在贵州调研学习期间，最让我感动的是那些历史的细节。很多加入长征的、来自穷苦家庭的年轻人目不识丁，没有接受过太多的教育。即便是在四渡赤水这样艰难的时刻，他们也没有失去对知识的渴求。行军过程中，战士们的背包上往往写着字，以便让他身后的战士能够识别和运用。

拍摄《四渡》的过程中，我和刘伟强一起一点一点把这个故事打磨成形，把一个又一个人物、一场又一场战斗留在银幕上。我对本片的摄影指导邵丹老师说，我们的镜头要尽量与角色保持平视，因为镜头里的英雄和观众一样，都是普普通通的人。他们历经磨难，或许也曾迷茫、彷徨，但他们凭借勇气和智慧走了出来，给予后世的我们以无穷的力量。

我想，这就是拍摄《四渡》的意义。我们总以“出奇制胜”“出奇兵”来形容这场战役，但真正“奇”的是书写着历史的每一个人。